题主的这个问题很有意思，纵观二十四朝的开国之君，除了刘邦无一不是资兼文武的天纵之才。其实想想也对，能够在群雄逐鹿的滚滚洪流之中脱颖而出，进而拨乱反正的又怎么会是“武功”泛泛之辈呢？但遍观《史记》和《汉书》，这位奠定大汉四百年国祚的汉高帝在军事上的表现却平平无奇。这就不得不令人失望感叹，进而怀疑是不是司马迁为突出项羽而有意低估了刘邦的军事才能？那事实真是如此吗？在我看来，作为颇具良史之才的司马迁不仅没有低估刘邦的军事才能。反而在抑扬对比之中对其进行了无比热烈的歌颂。
一：战争只是政治的延续，与政治斗争相比简直微末至极
“任何阴谋诡计在绝对的实力面前都不堪一击”。这是就双方实力相差悬殊而言的。但在军事实力相对均衡或者没有完全失衡的情况下，决定胜负的往往不是战争本身，而是双方领袖的领导艺术。楚汉相争的最终结局则恰是这一理论的完美注脚。
在项羽率五诸侯军驰骋入关，诛赢秦氏，烧阿房宫的时侯，又有谁会料到这个破灭暴秦如扫草芥的天下霸主最终会失去天下？而细观刘项相争的全过程，无论是项氏的由盛转衰以至于乌江自刎；还是刘邦的由弱而强并有天下。个中起着决定作用的绝不是横戈跃马、叱咤无敌的盖世武功，而是绵绵密密、不绝如缕的斗争智慧。换言之，项羽之败，不是败在武力不如，而是因为智略不足。
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在这个传统的国度，人们对于智谋的崇拜远远强于武功。不管是老子的“必欲取之，姑先与之”；孔子的“暴虎冯河，吾不与也。”还是孟子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都明白无误地昭示着先辈们的智谋崇拜。而刘项之争，归根结底恰就是“智谋”和“武功”的较量。其最终的结局则再次完美证明先辈的智慧洞达。
二：刘邦的独家秘笈——出神入化的用人之道
领导的能力往往不在于领导本人的实力，而恰恰体现在他的用人之道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汉高帝刘邦是历代君王中最实至名归的用人大师。
游侠出身的刘邦不仅深知民生多艰，而且亦颇有豪侠的气概，慷慨大气、豪放不羁的行事作风使得不过区区亭长之职的他备受领导的赏识和同事的爱戴。这种充满生活气息的人情味儿是出生贵族，享受贵族教育而于社会严重脱节的项羽所不具备的。
苏秦说“人生世上，权势禄位，何可忽乎哉？”这种实实在在的利益计较，想必也只有这个混迹于市井，崛起于底层的贫民皇帝刘邦知道吧。不然他又如何能达到吸引人才，集聚贤能，三教九流，凡有尺寸之所长皆为我所用的境界呢？无论是对张良的交之以心，对萧何的用人不疑，对韩信的解衣推饭；还是对彭越的许诺封王，对英布的威逼利诱，对各诸侯王的投其所好。当真是“纵横捭阖，因地制宜，慧眼独具，变化莫测。”试问，任谁在面对刘邦这样的对手时都要胆战心惊，更何况是志大才疏，粗狂豪迈的楚霸王项羽呢？
丰富的人生阅历，练达的世故人情，睿智的识人之能和用人之道，无论是哪一条，都是血性之勇的项羽所无可匹敌也难以匹敌的，可以说，项羽之败于刘邦，实在不冤。
三：刘邦的制胜之道——人才兴国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古往今来多少明君贤象都不由自主地倒在这八个大字之上。但唯独这中年创业的刘邦却不仅没有沉醉于“诺大家业”，反而以更加理智而冷静的心态来对待自己的事业。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是刘邦在建国之后回到故里沛县时所吟咏的句子，更是其流传于世的为数不多的经典。如果我们静下心来仔细看这几句话，我们就会发现，此时业已创下盖世伟业的刘邦，他的内心不仅没有功成名就之后的洋洋自得，反而洋溢着无尽的寂寞和焦虑。这种矛盾而焦灼的心态始终困扰着他人生的最后几年。其中对典型的实例就是“易置太子”之事。
其实，我们应该承认，太史公所谓的“以如意类己而屡欲易置之”的说法是站不牢的，因为在《本纪》中还有一句对太子刘盈“仁弱”的评价。换言之，刘邦之所以想要更换太子首先是因为刘盈仁弱不足以驾驭群臣，然后才是因为刘如意类己，想要让他取而代之。而在确定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意志后，果决的刘邦随即开始大肆诛戮功臣勋贵，甚至还立下“白马之誓”来作为保险手段。而在其临终之际，更是一度想要斩杀连襟樊哙来削弱吕氏的实力。诸般措置不仅可以看出刘邦的政治手段，之后的时势变化更是可以验证他的政治远见。如此人物，项羽能是他的对手吗？
综上所述，司马迁根本没有低估刘邦的军事才能，因为刘邦本身就是不是一个战斗性军事领袖，他是一个谋略性的政治领袖。这样的人，他的光芒就像是当空的皓月，岂是想遮盖就能遮盖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