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为何有人会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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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之初反,谓其将曰:“上老矣,厌兵,必不能来。使诸将,诸将独患淮阴、彭越,今皆已死,馀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薛公之言,东击荆。荆王贾走死富陵;尽劫其兵,渡淮击楚。楚发兵与战徐、僮间。为三军,欲以相救为奇。或说楚将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诸侯自战其地为散地’,今别为三,彼败吾一军,馀皆走,安能相救!”不听。布果破其一军,其二军散走;布遂引兵而西。

黥布造反之初,对部将说:“皇上老了,讨厌兵事,肯定不能来。要是派各大将,其中我只怕韩信、彭越,但他们现在都死了。其他人全不值得担心。”所以决心反叛。他果然像薛公说的那样,向东攻击吴地的荆王刘贾,刘贾败逃死在富陵;黥布胁迫刘贾的全部兵士,渡过淮河攻打楚王刘交。刘交发兵在徐县、僮县一带迎战,他把军队分为三支,想以互相救援出奇制胜。有人劝说楚将道:“黥布善于用兵,人们平时就惧怕他。何况兵法说:‘诸侯在自己领土上作战,士兵极易逃散。’现在楚军分为三支,敌军只要打败一支,其余的就会逃跑,哪能互相援救呢!”楚王不听,结果被黥布攻破一支,另两支果然便四散了。黥布于是引兵西进。

黥布对刘邦的分析完全不对,反观之前刘邦对那些“叛乱”的诸侯王哪个不是坚决消灭的。

黥布性格弱点被薛公分析的透透的。毕竟黥布也是汉初诸侯王之一,军事指挥能力还是很高的,击败荆王刘贾、楚王刘交还是很轻松的。当初,刘邦将楚国一分为二(荆国和楚国)也是为了分裂楚地楚民。

汉太祖高皇帝 十二年(丙午 公元前年)

冬,十月,上与布兵遇于蕲西,布兵精甚。上壁庸城,望布军置陈如项籍军,上恶之。与布相望见,遥谓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为帝耳!”上怒骂之,遂大战。布军败走,渡淮,数止战,不利,与百馀人走江南,上令别将追之。

冬季,十月,高帝刘邦与黥布军队在蕲西对阵。黥布军队十分精锐,高帝便在庸城坚壁固守。远远望去,黥布军队的布阵如同当年的项籍军队,高帝心中厌恶。他与黥布互相望见,远远地质问黥布:“你何苦要造反?”黥布回答说:“想当皇帝而已!”高帝怒声斥骂他,于是双方大战。黥布军队败退而逃,渡过淮河,虽然几次停住阵脚再战,仍不能取胜。他只好与一百余人逃到长江南岸,高帝便另派一员将军继续追击。

再次验证黥布就是要“造反”,同时也验证了之前刘邦针对各诸侯王的打击措施完全是正确的,都是为了防患于未然。

黥布的失败在于对刘邦完全错误的估计和对自己过度的自信。

上还,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诸母、子弟佐酒,道旧故为笑乐。酒酣,上自为歌,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谓沛父兄曰:“游子悲故乡。朕自沛公以诛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为朕汤沐邑,复其民,世世无有所与。”乐饮十馀日,乃去。

高帝返回,路过沛县,留下来,在沛宫举行酒宴。把旧友、父老、女长辈、家族子弟全部召来陪同饮酒,共叙旧情,欢笑作乐。酒喝到畅快时,高帝自己作歌,欣然起舞,唱到慷慨伤怀之时,洒下了几行热泪。高帝对沛县父老兄弟说:“游子悲故乡。我以沛公名义起事诛灭秦朝暴逆,才夺取了天下。现在把沛县当作我的汤沐邑,免除县中百姓的劳役,世世代代不予征收。”高帝在沛县饮酒欢乐十余天后,才离去。

刘邦也是性情中人,看来皇帝也是有血有肉的凡人。

汉别将击英布军洮水南、北,皆大破之。布故与番君婚,以故长沙成王臣使人诱布,伪欲与亡走越,布信而随之。番阳人杀布兹乡民田舍。

汉朝将军在洮水南、北追击黥布残军,都大获全胜。黥布曾与番君吴芮结有婚姻之好,所以长沙成王吴臣便派人诱骗黥布,假称想和他一起逃到南越去。黥布果然相信,与使者前往,结果在布兹乡农民田舍被番阳人杀死。

吴臣是吴芮的长子,吴臣的长沙王就是完全得益于刘邦。吴芮是黥布岳父,在这种情况下,黥布也没有其他的选择了只有相信吴臣了。

黥布造反看似势大,但完全不成气候,就如前文(《资治通鉴》“问对人”也是一种能力!解决问题要抓住本质!)中的薛公分析的一模一样,所以,刘邦只要击败黥布军队主力,剩下的交给一个别将一直追击黥布就好了,很快就会被别的诸侯王消灭了。

其实,黥布“造反”应该是汉初几个诸侯王“造反”最危险的一次,因为更多的是楚地楚人造反,只可惜黥布目光短浅,只想“自保”,采取了“下策”。所以刘邦在解决黥布“造反”的问题上,反而非常容易,只要击败黥布主力就好了,剩下的随便一个“别将”就可以解决掉了。

为什么会出现”叛乱“或者怎么判断哪些人会”叛乱“呢?

第一、黥布的“欲为帝耳”,也代表了汉初异姓诸侯王的普遍心态:大家一起打的天下,凭什么你做皇帝?刘邦自己心里也很清楚;

第二、“贪念”的问题,这是人性谁也改不了,只要“感觉”此人变得有点“贪”了,那就预示着此人将会“叛乱”,比如韩信(向刘邦索要齐王的王位)。这就需要提前做好预防措施了,要不然真等到他“叛乱”了既是解决掉了,给自己造成的内耗也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况且韩信这种人也不是能通过军事行动解决掉的,刘邦之所以能抓住韩信就得益于他“假设”韩信叛乱,并且及时采取了“政治”行动;

第三、与敌人或者潜在敌人存在“暧昧”关系,比如韩王信,这种人是一定要防的,很明显他在两头下注,随时可以为了自身利益发动“叛乱”;

第四、就是个人影响力过大,甚至形成自己的势力范围,比如陈豨叛乱,此人一开始并无反叛之心,奈何个人势力太强了,被一群人推着“叛乱了”;

第五、突然变得不是那么“听话”了,或者“出气不出力“,比如彭越,虽然此人并未实际”叛乱“,但之前对刘邦的”敷衍“加上后面被抓后要求回到“老家”,足以让刘邦做出此人将要”叛乱“的决策了;

第六,老大已经老了或者开始颓废了,给这些诸侯王造成了“错觉”,以为老大已经废了,搞不定自己了,认为自己“叛乱”的成功率会提高;

刘邦的判断还是非常准确,他更多的是采取了“防患于未然”的措施,要不然等到“叛乱”了那造成的实际损失和很快的影响力很可能是大家都无法承受的。这也是让好多人认为刘邦喜欢“滥杀功臣”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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