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励志精神，注重道德修养，是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礼记·大学》说：“自天子以至庶人，皆以修身为本。”
古人认为人都有向善的能力，在古人看来一切德行都是与他们自身的道德修养分不开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中华民族的一切传统美德，也是同古人注重“德量涵养，躬行浅履”的美德紧密相连的。
“砺志自强”是道德修养的起点，也是其内在目标和精神动力所在。而说到砺志自强、志向高远，就不得不说刘邦。
陈道明饰刘邦刘邦，字季，沛县（今江苏沛县）人。生于公元前年或公元前年。其父称刘太公，母称刘媪（ǎo）。
刘邦出身于一个平凡的需要用劳动来维持生活的家庭。劳动，是刘邦从小就无休无止的、必须去做的事情。面对农人都拼命努力的生产劳动，面对自己手中日日摆弄的锄、铲、耙，他的心里并没有产生再多打一把粮的愿望。相反，他厌恶劳动，不愿“生产作业”。显然，可以说这是一种“逃避心理”在起作用，或者直截了当地说，他青少年时期的主导心理便是逃避劳动。能使刘邦“逃避劳动”的可能无外乎这样几种：成为一个有田有钱的地主豪绅，这对他来讲颇有些可望而不可及；或成为一个可免劳作之苦的统治机构的一员，很明显，这是最快最便捷的途径，刘邦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当上了泗水亭长。在秦朝官制中，亭长还称不上是个官，仅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吏，但尽管如此，毕竟满足了他“逃避劳动”的愿望。而且在一方乡里，也算个了不起的人物。因此，当上了亭长后，他便常常置酒而饮，直至大醉方休。这一阶段，在他的生活中，既避免了劳动，又能酒肉常足，在他的心理上肯定会得到暂时的满足和慰藉。
然而，“逃避劳动”这样一个小小的、单纯的需要的满足，并没有给刘邦带来更多的欢乐，反而加重了他心灵上的另一层阴影；过去，父母就责怪他不能像其兄弟刘仲那样多置产业，善于劳作。当上亭长后，他同样不能满足父母的愿望。因而，他要证明他存在的价值，需要同兄弟在置办产业上一较高低。他有这样的需要和动机，并且常常要以干一些大事业的语言表现出来。这种需要和动机，实质上是对自己心理缺欠的一种补偿。至少有两件事可以证明刘邦有这样的需要和动机。当他第一次去后来成为他岳父的吕公家作贺时，人家规定，贺礼不够一千钱的，要在堂下就坐。这时的刘邦囊中如洗，分文没有，却谎称“贺礼万钱”，引得吕公大惊，请坐上座，而且见他貌非常人，十分敬重，竟将女儿许配给了他。当时在座的沛县主吏，后来成为刘邦得力助手的萧何曾告诫吕公说：“刘邦固多大言，少成事。”可见刘邦的“豪言壮语”传播很广了。
吕公但是，这种可以用多种方式来满足的脆弱动机，还不足以激励刘邦去奋斗和拼争，他还有更强烈的动机，并且逐渐强化为他的人生理想。这样的动机才是促使刘邦舍生忘死，锲而不舍地去追求的动力。这种强烈的动机便造成了他心理上的强烈的不平衡，而一旦这种动机以目标实现的形式得到了满足，那么，与此密切相关的其他一些心理失衡就能一同得到摆正。这就是说，刘邦在与父母兄弟关系中所产生的心理失衡状态，在他心理的主导方面所激励下形成的人生理想成为现实以后得到了调整。那么，他的主要心理动机，或者说由此产生的人生理想是什么？
杨立新饰萧何萧何说过，刘邦“固多大言”。从刘邦的心理及其后来的行为分析，刘邦是一个不甘心一时满足的人，亭长的位置绝非他追求的终极目标。他在做亭长时就“固大多言”，看来在那时，他就是一个常常显露胸怀大志的人。
刘邦人生理想目标的初步确定，是从他见到秦始皇出行的那一刻开始的。《史记·高祖本记》记载：“高祖尝徭咸阳，纵观，观秦皇帝，喟（kuì）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是也！’”
秦始皇巡游刘邦的志向果然不小，他就是想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而且他在的理想模式中，大丈夫就等于皇帝。这对当时身为草芥小民的刘邦来说，的确可以说是惊人之语，狂妄之想了。但是，成为一个大丈夫或者说当皇帝，确实激励着刘邦百折不挠地去奋斗。
从史书记载来看，刘邦只是在观秦始皇出行时明确表达出了他想成为一个大丈夫的志向，但这种想法在此之前即已存在。如前所述，刘邦从青少年起就不爱劳动，就好说大言，而他逃避劳动的方式就是设法出人头地，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人，他的大言，想来也多是表达此类意向。因此，当他明确认识到，他的人生价值就是成为一个如秦始皇一样的大丈夫！那么，刘邦观看秦始皇出行的一瞬间，就明确了他人生的理想模式，显然是有心理基础，而非一时冲动的狂言妄语。
刘邦将大丈夫当作自己的理想追求，从他个性心理的发展脉络上看，是合乎逻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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