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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刘邦与其集团成员关系的研究溯源至沛县起兵时期，更容易让我们在刘邦集团整体的发展演变当中，把握刘邦集团人际关系的实际面貌与发展脉络，以及刘邦与其集团成员的关系所呈现出来的整体特点。诸多关系的内涵要到刘邦集团整个演变过程中加以考察，才能尽可能地描绘刘邦与其集团成员关系的整体面貌。
将从刘邦起兵至刘邦被项羽封为汉王的阶段定义为早期刘邦集团，是因为反秦阶段的刘邦集团，其自身的诉求与楚汉战争时期的集团诉求相比，存在差异，基本可以视为集团发展的早期阶段。
一、刘邦的神秘色彩与任侠性格
刘邦集团是以刘邦为核心，诸多人物围绕其向内凝聚、向外扩展的政事势力。在关系领域，则是人际交往与人际结合方式的展现。刘邦的个人魅力以及吸引力，是其集团人际间相结合的重要原因。这种在刘邦身上产生的吸引力，因为各种发生在其本人身上的奇异之事而得以加深与巩固。刘邦本人的任侠性格，豁达大度的性格特点，更是成为影响刘邦与其周边人物之间关系的重要因素。
（一）、刘邦的神秘色彩
早期阶段，关于刘邦奇异之事的记载，相对较多。无论事件的真实性如何，刘邦本人因诸多奇异之事的存在，己然具有了高人一等的威望与号召力。在探讨刘邦集团的形成和人际间关系时，刘邦身上的神话色彩以及在此基础上所构建的刘邦本人的威望，是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
刘邦在与陌生人接触的过程中，因为自身独特的奇异之处，自然地占据了一种心理上的优越与个人身份的不同凡响，体现在人际交往层面，则是其巨大的个人魅力和吸引力的展现。刘邦身上所发生的奇异之事，以及所具有的神秘色彩，带给刘邦的是现实生活中的实际利益与好处。
比如个人债务被取消、吕公将吕雉相嫁、从属人员的扩大以及对其本人的敬畏有加、被沛县父老子弟立为沛公等等。存在刘邦身上的神秘色彩，俨然使刘邦具有了独特的吸引力，将刘邦本人从众人当中脱颖而出，使得其他人对刘邦有了一种别样的尊崇。与刘邦早期交往的人物，对于刘邦的尊崇与重视，与刘邦身上神秘色彩的存在亦是可能相关的。
“在适当的时空情境中，他能以极强的自信心、敏锐的政事嗅觉、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圆熟的人际沟通能力，对其徒众乃至更大范围的群众发出较强的心理暗示，影响他们的行为及对自己的评价。”因此，当在集体当中，刘邦个人的威信则被凸显出来。
“刘邦具备一种先验性地把周围人视作自己的同伙甚至部下的感性天资。”刘邦对于与其交往的周边人物，具备一种独特的吸引力，很容易受到其他人的信服与认可。刘邦因诸多奇异之处增添了神秘色彩，无论是出于后来人的增添、改窜，还是出于当时人有意的设计，至今我们都无法作出明确的结论。
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将这种行为作为刘邦对于周围人而言，其身上拥有巨大的个人魅力与吸引力的例证。刘邦身上的神秘色彩，在刘邦与周边人物交往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影响作用。这是影响刘邦与周边人物之间关系的因素之一。
（二）、刘邦的任侠性格
刘邦本人的个人魅力并不仅局限于神秘色彩所构建的内容，除此之外，刘邦本人的性格与为人，亦是其能够吸引其他人拥护的重要原因。在刘邦集团形成之前，刘邦本人先后经历了游侠、亭长以及盗匪的身份转变，而刘邦性格的特点也在这一时期得以初步奠定，并深深地影响着他的为人处世以及之后逐鹿天下的生涯。刘邦性格中豁达大度的特点，更是成为刘邦重要的个人魅力之一。
《史记》当中关于刘邦早期阶段与人交往状况的记载相对较少，并较为分散，从有限的记载来看，刘邦在早期之时，己经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游侠。增渊龙夫氏对刘邦的游侠身份以及刘邦集团的任侠性质，在其《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一书中，已有精到的研宄。
增渊龙夫氏在对“任侠”一词中的“任”字解读时提及，萧何对刘邦的爱护，夏侯婴对刘邦伤人事件的以身相护，皆证明了刘邦已经与其周边部分人物结成了一种任侠性质的人际关系。刘邦多次触犯律法，都被他人加以庇护，所体现的恰恰是刘邦游侠的身份，得到周围人物的认可状况。
“任侠的气节作为社会一般的秩序规范，越会在生活情感方面受到高度评价，所以高度保持并实践这种秩序规范的任侠之士，在世上被称为长者。”刘邦本人即被称为长者的事例亦从侧面证明了刘邦的身上的确存在着任侠的气质，而且其本人是将其作为个人为人处世的准则而加以贯彻的。
无论是刘邦的为人，周边交往的人物，亦或是其本人在外的游历经历，都表明战国时期以来的游侠之风亦深深影响着刘邦本人，刘邦的游侠身份，应是无疑。关于刘邦仁爱、喜施、豁达、大度、不事生产的记载，恰是刘邦是一个真正的游侠的证明。刘邦的身上，集中体现着战国以来在社会上长久存在的游侠群体的特点。
作为游侠的刘邦，重承诺、重情义、豪爽洒脱的游侠气质，始终是作为刘邦性格的底色而存在。这是刘邦个人的选择，亦是受当时社会环境尤其是战国以来民间秩序当中任侠风气的影响。“秦汉时期的游侠，其实是当时社会文化活动活泼生动的特色的一种人格代表，也是当时时代精神豪迈的宏放风貌的一种人格象征。”
恰如增渊龙夫氏所说，“刘邦个人的因素对其人际结合关系的掌握引起重大的作用。刘邦不像战国四公子那样风雅，在他身上体现一种更现实、更野性的性格。”这种“以任侠习俗为基础的人际结合关系”，应该作为我们用来理解刘邦集团早期阶段，刘邦与其周边人物交往方式的具体体现。
刘邦本人所具有的任侠气质，在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中，深深影响着其他人对刘邦的认知与评价，并进一步被其独特的气质与魅力所吸引。任侠的气质并不仅存在于刘邦一人之身，如王陵、雍齿、张耳等人，亦是游侠的典型代表，但唯独刘邦能够吸引他人，进而集聚形成刘邦集团，活跃于秦末的社会政事环境之中。刘邦独特的个人魅力，在人际结合关系领域，表现出了巨大的个人威望与信服力。
早期阶段的刘邦与其集团成员之间的关系的确具有任侠的性质，而任侠性始终伴随着刘邦集团的成长。恩义关系的形成，与刘邦本人的性格以及与人交往的方式是紧密相关的。
在与周围人的交往当中，刘邦因为其自身独特的魅力，而备受青睐。萧何对刘邦多有爱护，尤其是帮助刘邦解决吏事上的麻烦；樊哙与刘邦共同逃亡，隐于芒砀地区；夏侯婴与刘邦的相谈甚欢，以及甘愿为刘邦承担罪责、惩罚等等，都表明刘邦早期交往的人物对于刘邦的欣赏与认可。
身为布衣的刘邦，与项羽的贵族身份不同，是纯粹的平民阶层，因此其个人因素，即寻求自我身份的诉求因素，在其身上也体现地更为明显。身为先后在楚国及秦帝国统治下的底层人民，刘邦不需要承担复兴六国贵族统治的责任。刘邦的崛起，更多的是由于社会形势的变化以及针对个人理想层面的追求与实现，“时势造英雄”一语恰好符合刘邦的一生。
刘邦的崛起集中体现着其个人的特质，或更广泛的普罗大众的平民意识，而非隶属于某一旧有统治阶层的贵族意识。在刘邦的身上，充分地展现了陈涉揭竿而起时所喊出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语的内涵。汉初的“布衣将相”之局面的形成，更是与刘邦及其臣属的平民身份紧密相关。
综上所述，刘邦能够在其身边集聚众多跟随其参与反秦事业的人员，缔造了以其自身为核心的刘邦集团，抛却共同的利益诉求和社会形势的推波助澜因素，刘邦个人的因素，在这一集体即刘邦集团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刘邦的神秘色彩，使得其他人对刘邦有一种心理上的尊崇；刘邦的游侠身份以及浓厚的任侠性格，使得刘邦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任侠性成为双方交往的重要原则。
刘邦与人交往的过程中，充分展现着游侠之间交往的特点，任侠性质的兄弟恩义关系成为刘邦与其集团成员关系的重要内涵。这两方面的内容都是刘邦个人魅力的展现，深刻影响着刘邦与早期交往人物之间的人际关系。刘邦在早期与周边人物交往的过程中，展现出来的人际关系，同样隶属于刘邦与其集团成员关系的范围，并且刘邦个人的因素，是贯穿整个刘邦集团关系领域的主线。
当我们在分析刘邦集团人际关系的具体形态之时，刘邦本人的因素至关重要，这是探讨刘邦与其集团成员关系的起点。
总语：
汉王朝建立之前的刘邦集团经历了沛县起兵至建立汉国之前的早期阶段以及楚汉战争阶段。刘邦本人的身份亦经历了从平民到沛公再到汉王的转变，在不同的阶段，刘邦集团的成员构成是不一样的，刘邦与集团成员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的时期更是呈现着不同的面貌。
笔者认为，刘邦个人的因素是刘邦集团关系研宄的起点。在刘邦与人交往的早期阶段，刘邦身上的神秘色彩，能够转化为对外的吸引力。刘邦性格中的任侠气质，与人结成的任侠性质的人际关系，使得刘邦与其集团成员的关系在早期阶段就有了兄弟恩义关系的内涵。通过对刘邦集团沛县起兵时期成员构成的考察，乡里关系亦是影响刘邦与其集团成员关系的要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