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羽的乌江自刎结束了其史诗般的英雄人生，亦结束了天下战乱不止的时局，开创了以汉高祖刘邦为起点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强盛的朝代--汉代。当时是，楚军兵败后，诸侯将相请立刘邦为皇帝，刘邦以自己才薄名虚为由婉拒了。群臣再请，刘邦三让，最后说：“诸君必以为便，便国家。”你们若是觉得我做皇帝于国家有便，那我便做皇帝吧。从一方面看，此时的刘邦己经确立了在诸侯中的威望了，做不做皇帝不过是外在的形式问题。所以刘邦三让帝位，更像是一种虚伪的谦让，为自己博得一个贤明谦逊的名声。另一方面，时至今日，刘邦的位置身份己经不掌握在他自己手中了，而是掌握在格局和利益纷争里，且不论一众将帅诸侯对刘邦是不是真心信服，但刘邦是最适合做皇帝的人选，所以这个帝位非他莫属。而刘邦对自身的能力也有着清晰的认识，他自觉能够压住一众各有心思的手下。只是，没想的是，如同西楚霸王项羽一般，建邦立国不到一年，平静日子何其短暂，便有人起兵造反了。而且这种类似的事情就如同按下葫芦浮起瓢-此起彼伏，刘邦自登基后，几乎余生都在战场上平定叛乱，总的来说，这个皇帝当得也是颇为辛苦。且说刘邦刚刚当上帝王时，虽然身份地位比之前发生天差地别的变化，但是仍旧抱持着乡野时期的的习气，于众人“无所不狎侮”。君臣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上朝时无跪拜之礼，下朝无君臣之分，礼仪什么的都比较缺乏。比如，在《张丞相列传》中有这么一段故事：周昌进宫面见汉高祖刘邦，看到皇帝拥抱着戚夫人，便转身走了。刘邦上前捉住周昌，将他压倒在地上，骑在他的脖子上，笑着问：“我这个皇帝做得怎么样？”周昌就回答说：“陛下就像夏桀商纣一样。”刘邦听了，也没说什么，笑笑就过了。此时的刘邦像是不通礼法无赖流氓之徒，作出逗弄臣子的故意举动，哪里有一个君主该有的严肃自持？还比如，未央宫建成之时，高祖大宴群臣。席间，高祖给父亲敬酒，笑说：“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听得此话，众人大笑。原来，刘父此前常训斥小儿子刘邦游手好闲，不干正事，将其于哥哥相比。然后谁都未曾料想当年这个顽劣无赖之徒如今身登大宝，成了权力的中心。刘邦在群臣面前如此“作弄”父亲，置之于尴尬之中，既无为人子者的孝顺，也无为君者的庄重。群臣大笑，说明为人臣者没有居于人下的自觉，也说明群臣对帝王并无畏惧信服之心。这种无规则无秩序的状况在刘邦上位初期屡见不鲜，直到大儒叔孙通自荐为汉王制定朝仪，采用古礼并参照秦的仪法而制礼。自此，诸侯王大臣都依朝仪行礼，朝堂上次序井然、庄严肃穆。叔孙通所订朝仪，适应了加强皇权的需要，对于构建王权威望有着极大的重要性。此后，他制定了宗庙仪法及其他多种仪法。太史公司马迁尊其为汉家儒宗。此外，刘邦虽为贵为帝王，但是他依然面对着诸多威胁，比如百废待兴，比如权将叛变，还比如外敌入侵，他的帝位坐得并不安稳，他的日子过得并不太平。初登帝位的刘邦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他对诸位将相的封官授爵并未让诸方势力达到一个平衡，国家初定，诸侯叛乱便此起彼伏。一方面，诸位将帅都是百战疆场、杀伐果断的战将，但凡有一丝野心都欲分天下权势一杯羹，群雄逐鹿，刘邦这等生于田垄渔野之间的市井之流能当皇帝，自己为何不可？另一方面，帝王的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任何一方独大的臣子势力对于王权来说都是不容忽视的威胁。为此，刘邦常常御驾亲征，平定叛乱。刘邦为一团乱麻的现状奔波劳碌、心力交瘁，苦苦支撑。造反者众，面对明目张胆地叛变和暗中隐藏的威胁，深谙帝王心术的刘邦决心一个接一个地除掉他们。其中，有身怀大才的将士，比如韩信；还有竹马之交的朋友，比如卢绾。韩信，是一个赫赫有名的大将，在刘邦建功立业的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被封为楚王。然而功高震主，韩信首当其冲成为帝王的眼中钉，刘邦瓦解韩信势力不过是时间问题。在吕后设计杀死韩信之后，刘邦的反应是“且喜且怜之”。“喜”的是来自于一方将领的强大威胁消除了，“怜”的是韩信有大才有大义，即便无造反之心，最后也不得不走向死亡的结局。想必，这让刘邦生出些许悲叹之感。卢绾，与刘邦是总角之交，关系非比寻常，作为发小及同窗，深得刘邦的信任。“出入卧内，衣被饮食赏赐，群臣莫敢望，虽萧曹等，特以事见礼，至其亲幸，莫及卢绾。”即便卢绾并不如萧何、曹参等，但在刘邦身边却备受瞩目，衣食同行，贵列功臣之上。但是，卢绾却跟陈稀叛乱一事搅扰在一起，而且还与匈奴暗通曲款。相交数十年的两人竟至于斯，可奈何？然而归根结底也不过是为时局所促，权势所驱，伴君伴虎，步步惊心，彼此的信任不再，走到这一步，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人心的偶然。在大历史的洪流中，无论是帝王，还是臣子，都是时局中人，都不由心所定，而为时所牵。刘邦身居高位便决定着他要承担更为广阔的责任，国内风起云涌的时局变化，国外匈奴层出不穷的边界侵犯，他为混乱的时局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他人只看刘邦归位帝王的人前显赫，哪知他背后的孤独和痛苦，高处不胜寒。在一次平乱归来时，刘邦路过沛县，他在家乡做了短暂的停留。父老乡亲同席宴饮，席间，刘邦与沛中百二十儿击筑起舞歌唱，流涕感咽不能自胜，“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或许，此时的刘邦是通过狂欢式的歌舞来释放内心的悲苦，枕戈旦待、四处奔波的生活让刘邦更加想念过往的酒酣肆意。这是一种戎马倥偬之余的片刻放松，是一种人生末路的狂欢，也是一种时过境迁的无奈。然而家乡沛县终究只能是刘邦追思之地，而不能再作他驻留之地了。汉十二年（公元前年），此时的刘邦己经花甲之年，抱病残躯，不久便磕然长逝了。一代帝王就此陨落，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生前身后，是非功过，盖棺论定，“帝起微细，拨乱世反之正，平定天下，为汉太祖，功最高。”刘邦被尊称为“高皇帝”，庙号太祖。司马迁在行文最后以“葬长陵”默然收笔。日本近代学者斋藤正谦曾言：“读一部《史记》，如直接当时人，亲睹巧事，亲闻其语，使人乍喜乍愕，乍惧乍泣，不能自止。”诚然，《高祖本纪》带给读者的体验正是如此。从刘邦的乡野市井生活，到揭竿而起的反秦起义，再到争权天下的伐楚战争，再到荣登大宝的开国帝王，最后到躬亲平乱的晚年，这一生的波荡起伏在司马迁笔下条理清晰地展现出来，他的好酒及色，他的喜施豁达，他的喟然叹息，他的击筑诗歌……刘邦身上既有市井乡野的趣味性又有英雄擎世的雄壮感，这种艺术形象穿越千年依旧栩栩如生，让人感慨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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