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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嘉靖本《沛县志》十卷，王治主修，马伟主纂，是现存版本最早的一部沛县地方志书，比较系统而集中地保存了明代沛县地区的有关地理资料。
沛之有县，始于秦代始皇帝二十四年（前）。沛之有志，始于明朝景泰五年（）。
明朝立国之初，统治者即对方志编修工作予以高度重视。洪武三年（），明太祖诏令编修全国性的志书，同年，《大明志书》成。
永乐十六年（），明成祖“诏纂修天下郡县志书”，为保证编纂质量，同年还颁布了《纂修志书凡例》二十一条，具体规定了志书的类目设置、类目记述内容和编纂方法，通令各地遵照执行。
景泰五年七月，明代宗分遣进士王重等二十九人分行全国各地﹐博采有关舆地事迹﹐纂修《寰宇通志》（后经李贤等人改修成《大明一统志》）。由于朝廷的重视，一时间志书数量大增，“僻郡下邑，率多有志”。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时任沛县知县古信主持创纂了首部《沛县志》。
古信，湖广嘉鱼（今湖北省武昌区）人，举人，景泰元年（）任沛县知县，为政“平恕不苛，勤民事，远近德之”。
邑人张贞观在万历本《沛志》序言中曾说：“沛旧无志，志之，始景泰甲戌（景泰五年）邑侯武昌古公。”可见，景泰间沛县已经修成县志，这也是沛县历史上第一部有记载可考的地方志书。
景泰本《沛县志》久佚，序文亦无留存，估计当时修成后未曾刊刻，流传者仅是清稿本，亦或誊抄本，但其内容却为后来的嘉靖本《沛县志》所采用。疑自嘉靖志成书后，景泰志即不复存。
由于景泰志的亡佚，嘉靖志即成了世存版本最早的沛县方志。
嘉靖本《沛县志》主修人王治，字纯甫，直隶永平（今河北省卢龙县）人，国子监生，嘉靖十一年（）知沛县（旧志失载，光绪本《沛县志》据同治本《徐州府志》补入），十九年（）六月再度重任。
王治在职颇著政声，修城墙以防寇患，拆寺庙改建学宫。政务之暇，有感于沛县图志湮没，文献无征，“既求唐宋间故事，虽沛人士弗知也”，慨然有续修之志，遂与县儒学教谕马伟等人谋商纂修事宜。
马伟，直隶广平（今河北省广平县）人，岁贡，嘉靖二十一年（）八月任沛县儒学教谕。
协助马伟编纂《沛县志》的还有县儒学训导黄昶（河南确山人，监生，嘉靖十八年八月任）和张庆旸（浙江泰顺人，选贡，嘉靖二十年六月任），担任校正的有县儒学生员赵时若、张桂、贾池、卢雄、孙宗尧、甄材等六人，儒学官高应祯负责誊录。
嘉靖本《沛县志》编纂工作始于嘉靖二十二年（）初春，修志人员广查谱牒，采辑遗典，采访故老传闻，稽古验今，因革损益，删繁去讹，凡三阅月，辑成新的志本。
嘉靖本《沛县志》成稿如此迅速，一方面可能与古信所修的景泰志本可供参考有直接关系，另一方面也与修志人员平日的学识积累有关。
值得一提的是，协修者之一张庆旸（-），字孟暄，号霞川，泰顺龟岩人，“学有渊源，博通文史”，早年以选贡任沛县儒学训导，协助马伟纂修《沛县志》。修志之余，与马伟饱览名胜，题咏“沛县八景”，为沛县人文文化留下了一笔重彩。
晚年辞官南归，万历元年受泰顺知县王克家聘，纂修《泰顺县志》八卷（今佚，仅存序），义例序述，灿然可观，邑中人士皆言“信史”。
嘉靖本《沛县志凡例》言：“旧志久失其传，遍求民间，得景泰五年知县古信所修残编，并取《徐州通志》，遵《大明一统志》例，经纬条目，分为十卷。”
该志在景泰旧志的基础上，据弘治本《重修徐州志》参修，篇目设置用纲目体，次序井然。每卷一志，析为十志，以宏其规；志下设目，以尽其细。
各卷类目下多弁有引言，介绍写作目的,颇有史家之道。
在取材上，务求内容的广泛性和资料的可靠性。凡景泰以前旧志所缺略者，皆延请故老，征考载籍，公议决定去取；凡景泰以后之事，亦须文献可信、舆情允协者，方可收录；同时，对景泰志中存在的“以无说有”等弊病，也作了必要订正，如“原非沛有及误采者正之”。
可见，嘉靖志的编纂者们在工作上是认真的，态度上是严肃的，其方法在当时也是可取的。
尽管嘉靖志在类目设置上也有个别值得商榷之处，但从结构来说，还是比较合理的。它的成书，不仅为后来诸种沛县志的续修奠定了基础，也为今天研究明代沛县的政治、经济、文化、哲学等方面提供了重要文献依据。
嘉靖本《沛县志》共十卷，计六万余字，卷首冠有马伟《沛县志序》、纂修姓氏、目录、县境图、县市图、县治图、县学图、沿革表，次以《凡例》。
卷一《舆地志》：沿革（星野附）、疆域（至到附）、山川（湖泉附）、形胜（八景附）、风俗、乡镇。
卷二《建置志》：城池（坊市、演武厅附）、学校（书院、社学附）、公署、置邮、桥梁（堰堤、津渡附）。
卷三《田赋志》：户口（徭役、接递、协济事宜附）、地亩（贡赋、驿传事宜、课程附）、土产。
卷四《职官志》：历代官制、仕宦、名宦、寓贤。
卷五《祠祀志》：坛壝、庙貌、寺观。
卷六《选举志》：科第、岁贡（例贡附）、荐辟、材武（武职附）。
卷七《人物志》：忠勋、文政、乡贤、孝友（义民附）、贞节。
卷八《古迹志》：陵墓、亭台（古井附）、城垒（冈陵附）。
卷九《杂志》：仙释、技术、灾祥，附录合属官员（驿丞、大使、闸官、训术、训科、典膳）。
卷十《艺文志》：文类、诗类。
卷末有儒学训导张庆旸《叙沛县志后》，记修志源流。
从嘉靖本《沛县志》的条目上不难发现，该志严格遵循《大明一统志》例，体例难有突破。从今天史学研究的角度来看，方志记述的内容越细，在史料上保存下来的东西也就越多。
作为早期的明代志书，嘉靖本《沛县志》因体量较小，记事范围未免狭窄，内容也相对为简，然亦有创新之举。
如卷首《县境图》《县市图》等图，在今人看来固非出自精手，是其时代所限，而疆域城廓非图不明，通过这些保留至今的珍贵地图，可以将地方信息以一种更加直观的方式传达给阅读者，从而帮助阅读者迅速地形成空间感，在没有深入实地的情况下仍能对空间情况有总体性的认识和把握。
卷一《形胜志》附“沛县八景”：微山霁雪、泗水澄波、汉祖歌风、吕候射戟、樊巷烟迷、虺城月照、璃井泉清、昭湖活水，应系纂修者马伟、张庆旸新辑。“沛县八景”作为沛县历史与人文的重要反映和象征，从此不胫而走，至今仍被人们所津津乐道。
卷三《赋役志》于“夫役”项下附载嘉靖十四年“直隶徐州沛县为乞怜分劳费以苏困苦事”议处移文，是研究当时漕运协济事宜的重要原始文献。又“地亩”“贡赋”项下，分注税收课名及价格甚详，俾后人有所考据而遵守，也是研究当时地方税收制度及价格变化的珍贵资料。
卷十《艺文志》，这部分的比重占据了全书的十分之四，收录庙宇碑碣及历代名流诗歌记序百余篇，汇为一编；其余官署移文及诗文题咏事涉实迹者，分注于他卷相关条目之下，为后世保存了大量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对于弘扬沛县地域文化、塑造沛县文化品位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惟卷三《田赋志》“土产”一目，罗列谷类、禽类、兽类、鳞介类、虫类、花类、草类、果类、木类、药类、蔬类、瓜类、货类等项甚详，所收皆为四方共有而非本地特产者，且注解繁芜，语多无涉史地，颇为后志不取。
嘉靖本《沛县志》在资料的可靠性上，虽征之文献，询诸故老，“叙事立体，必案旧志，非旧志有者，不敢妄赘”（张庆旸《叙沛县志后》），但因参考资料过于匮乏，造成“搜辑不至，未免遗落”之处甚多。
另外，在既有资料的去取上，也存在着一些明显失误。如卷四《职官志》载东汉许慎“为沛县长”，案《后汉书》本传，实任沛郡洨县（今安徽固镇县东）长；
卷七《人物志》收刘馥、刘靖、刘弘（俱沛国相人）、楼玄（沛郡蕲人）等人，实际上沛国与沛郡辖地甚广，非特指后来的沛县一邑，万历本《沛志》编纂者曾感慨道：“苟冠以沛，即收入而不察，诬矣！”
至于刘知俊、刘知浣二人，却因旧志（景泰志）与《大明一统志》未录，又考东莱史（吕祖谦《十七史详节》）云系“徐州人”，故以马暾《重修徐州志》所载之“沛人”为误，不予收录。
万历本《沛志》对此亦有异议：“知俊沛人，欧史（欧阳修《新五代史》）足证。潞守马公收入邑志（马暾《弘治重修徐州志》），是矣！吾邑志者，独据《一统志》、东莱《详节》削之。夫《一统志》概耳，采辑非出一手，订正不假岁月，失所不免。《详节》节史之略，吕公盖为知约者设也，可资为断案耶？”
卷八《古迹志》收汲冢，谓“在县西北三十五里。世传晋太康中，汲郡人发魏襄王冢得古竹书，帝命荀勖、和峤撰次为一十五部八十七卷，此即其地”，此说盖传袭之误，不堪推敲也。
又录偪阳国，并引《春秋襄公十年》汪氏克宽注曰“偪阳与柤皆在今沛县”为佐证，亦系割裂之语。诸如此类，皆旧志所误采而新志不察，多为万历本《沛志》及以后的续修诸志所不取。尽管存在个别不足，嘉靖本《沛县志》仍不失为研究沛县地方史的珍贵文献。
嘉靖本《沛县志》为木刻本，大黑口，双鱼尾，间署卷次及卷内页次，每面九行，每行二十字，夹注小字双行亦二十字，版刻较为清晰，堪称善本。
目前，国内外仅浙江天一阁藏有原本，北京图书馆、科学院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有微缩胶卷。
来源：王书法的《丰沛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