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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谈论有种种不同的逻辑方式，人们通常所认识到的这个总的类别，包含了三种逻辑方法：描述、解释和评价。”对于文学作品以及作者的评价我们首要做的就是对文学作品主体、创作者、创作者所处个人环境及创作者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具有一定的认识和体会。
从西汉至南朝八百年间是文学从附庸于经学走向独立的时代。同样，这一期间文学思潮的嬗变，是文学史上宋玉由批评走向扬的过程，也是宋玉研究的重要时期。先秦时期的文学并非以一种审美活动而单独存在。杨伯峻先生于《论语译注》中提到《论语先进》里孔子说：“文学，子游，子夏。”文意是说：“熟悉古代文献的：子游、子夏”，这里我们可以看的出：先秦，文字材料是用来承载文学的载体，文学的最初功用是记录和保存文字。再到后来，一部分人能够看到这些文字典籍并将其应用于社会政治活动中，这样就使得先秦文献典籍具有了浓重的社会政治色彩。先秦乃至两汉时期看待文学的视角很大程度上是立于伦理教化的视角，完全区别于我们现今以艺术审美的角度去看待文学自身的特点和发展规律。两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伴随着道教在本土的发展以及佛教的传入，儒释道三教在中国大地的不断融合和吐纳，社会思潮不断被更新对于先秦典籍的学术研究视角同样是由政治功用视角转向文学审美视角的，文学的不断发展终至独立的流变过程中，也使得我们窥见了文学史上宋玉批评的历史踪迹。01司马迁的宋玉批评
西汉最高统治者高祖刘邦出生于沛县（战国时属于楚地），汉朝的皇族皆是楚人，对楚文化有着深沉的感情。公元前年，随着秦将白起拔郢，楚国走向了穷途末路。随后楚国不仅国都迁至北方，而且楚民族整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由汉江流域转至淮河流域，昔日繁荣恢宏的楚文化在秦国战火的颠簸中日渐衰退。这之后的楚国文坛，步入低靡停滞的时期，这时的文人文学创作，因受限于历史环境和宇宙时序的影响，表现出一片寄托哀思之感和含悲之情。楚辞的发展至西汉，因当时统治者信奉儒道，不断地与儒学诗教的观念缓缓融合，文人学者也竞相对屈原以及楚骚作家的作品进行整理、编纂以及模拟。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下》里载：“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更有淮南王刘安募集宾客著书。这里我们必然会注意到宋玉，继屈原开创楚辞这一新诗体后，作为楚人，他开创了带有鲜明楚地民族文化特征的赋体文学。然而，两汉时期是文学自觉的萌芽阶段，由于历史文化视野的局限，当时的学者对于宋玉及作品的评价明显弱于对屈原和楚辞的